周海源：《危害性评价应纳入行政处罚制度的基本范畴》，载《法学》2020年第6期。
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规定，通信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通信是媒介技术的总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技术表现形式，这也表现为通信权在法律上不同的表达。
对于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技术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必然是先由国家推动，然后才是社会惯习的生成，科技与相应的法制成为社会生活本身。（一）通信权的发展史 人类的通信方式、通信手段与通信制度同科技发展一直密切相关。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相互割据的情况到2010年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腾讯与360之间的纠纷，在纠纷激烈的阶段，网络用户必须要进行二选一，如果要在电脑上保留360相关软件，就必须卸载腾讯QQ。[7]在我国《宪法》官方英文译本中，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被翻译为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恰恰反映了立法者的时代性。二、人的无限延伸与跨越性人格 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其说是从身份到契约[12]，不如更一般地说，就是人格的无限延伸和拓展。
[20]吴伟光：《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46-47页。[30]参见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第845页。首先，在程序维度上，《宪法》的要求已经通过《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军事立法工作条例》等得到具体化，所以事中审查基本是间接审查，相关规范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即可。
此处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我国以往的事中审查实践呈现碎片化状态，有必要从对象、主体、标准和程序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制度化建构。就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言，它们的起草和审议流程与法律大致相同。在中央层面，作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前身，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合宪性控制，但总体而言是不普遍、不充分和不够显明的。
针对事实问题的审查主要指向规范手段的有效性，可称之为功能性审查标准。但如果授权比较笼统，就需要诉诸宪法补强监督效果。
首先，在识别事中审查对象时，不仅要关注宪法文本，还要结合本国立法实践中的法律规范类型及其功能定位进行分析。第二，在事实上的审查主体层面，综合性审查主体的数量较多且情形较为复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分别讨论。实质合宪性则要求规范内容具有合理性，不可过分限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价值，论证的方法和角度可以从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司法判例和理论学说等领域提炼和归纳。最后，在目的维度上，应当特别注意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对宪法目标的塑造和引导作用。
它们受到法律或其他上位阶规范的约束，有时这种约束功能有限，需要宪法予以补强。最后，在建构审查程序时，应当为充分发挥宪法的调控功能创造条件。对此，笔者认为，比例原则可以作为实质合宪性的审查工具，但将其直接规定为一项宪法原则为时尚早。议会在审议法案的过程中可以继续征求咨询部的意见。
虽然不同阶段的参与机构之间可以就草案的合宪性进行沟通，但合宪与否的判断仍然先由草案所处阶段的机构负责，其他机构可以在草案流转到本机构时再行审查和修改。二是国务院行政立法的宪法界限。
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法律草案，相关起草工作通常缺少稳定支持，在审议阶段仍需接受全面的功能性审查。二、法律规范事中合宪性审查的性质界定 关于能否将事中审查界定为合宪性审查的类型之一，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作为应对，可以对参与起草和审议工作的各类机构和主体进行类型化界分，为充分发挥其审查能力创造必要条件。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宪性审查是完整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只能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规范展开，在此之前开展合宪性审查会造成对立法权的不当干预。实质合宪性则是在既定边界之下，在立体维度处理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价值的权衡问题。这在实践中通常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判定，不利于发挥宪法约束立法权的功能。芬兰的事中审查主要由司法部长和宪法委员会负责。为叙述方便并同狭义的法律和立法权相区分，以下将上述各类规范统称为法律规范，把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统称为规范制定权。
第三，就研究视野而言，既有研究看到了事中审查在我国的重要性，但缺乏更广泛的考察。参照该原则凡有法规内容者，即由法律创造的核心内涵，监察领域凡涉及一般规范的内容都应当制定法律，监察法规的主要作用是执行法律规定。
同理，国务院为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而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也属于合宪性审查对象。而且，这一不足还可能被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获得方式进一步放大。
根据此种观点，建构事中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大，将其留给立法主体自行把握即可。在起草阶段，主要由起草机构进行功能性审查。
来源：《中国法学》2022年第5期。如果起草机构认为草案已经符合功能性标准，可以将其提交审议。（二）事中审查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 虽然域外国家事中审查的制度化表现和水平存在差异，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直接复制，但针对审查的对象、主体、标准和程序问题，它们在处理方法上存在相似之处，据此可以提炼出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以便回到中国语境分析相关问题时能够更加有的放矢。然而，当前我国监察领域的一般权利保障规范尚不全面，难以为监察法规提供充分有效指引。
前已述及，对此可以从本国的宪法文本、司法判例和理论学说等领域进行提炼和归纳。针对所有事中审查对象，除了要求起草机构在将草案提交审议时提供说明，还可在审议阶段将法律规范评估从当前的裁量行为变成羁束行为。
其一为根据《立法法》第73条第1款第2项旨在调整地方性事务的法规。对于后一种情形，有学者依据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认为它也属于执行性规范，但不能就此排除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可能。
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有些规范类型虽然宪法没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必要运用宪法对其进行审查。其二，为增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立法法》第53条第1款要求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前参与其他机关牵头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修法的界限。根据《立法法》第104条，司法解释是关于如何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针对具体法律条文展开，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因此也属于合法性审查对象。在审议阶段，可以邀请专家参加论证会，对专业性较强的草案的可行性作出评价。在必要性原则层面，应当重点审查规范所选择的最小损害手段能否通过宪法检验，因为某些手段虽然从事实上来看造成的损害最小，但这种损害可能在宪法上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实践中不乏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的立法进行大比例修改的事例，这可能导致宪法关于修改量的要求很难具有规范意义。此外，对于需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涉及应当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事项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批准主体宜尊重制定主体对事实问题的判断，主要由其内部的专业性审查主体从规范性层面进行审查。
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中，由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强调以货币化衡量方式直观展现规范的有效性，可行性较强，所以有学者建议在我国的立法程序中引入该方法。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合宪性审查：其一是作为宪法监督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与第一种观点的理解基本相同。
其二为根据《立法法》第73条第2款制定的先行性法规。具体而言，可以借鉴规制经济学领域普遍采用的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二分法，将法律规范分为经济性立法与社会性立法两种类型。